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1月15日封面文章：37歲的徐振軍周一早晨睡到很晚才起床。他沒有沖向辦公室，而是選擇在到處閑逛來消磨雨天。“我和我的兩位同事今天停工，”徐振軍說。他之前辭去了一所香港慈善組織的工作，目前就職于NGO。雖然自認為是理想主義者，他停工的訴求卻很務實——在年底前將非營利性工作者的工資相應提升10%~20%。
“十年前，做我們（非營利性工作者）這行的人很少，從今天開始，十年后境況將依然不變。因為非盈利性工作者的工資太少了。我的同事告訴我，每個月1000多元的工資，甚至不夠在菜場買40元一公斤的豬肉。這實在是太可憐了。” 徐振軍說，那些在政府或私人基金會工作的人相比之下境遇要好些。由于資金不足，基層的NGO位于了慈善鏈的底層。根據南都公益基金會、騰訊基金會以及劉鴻儒金融教育基金會進行的聯合調查，90%從業(yè)于NGO的人月收入低于5000元。
500多家參與調查的NGO中，超過18%的人說他們的月收入低于1000元或沒有穩(wěn)定收入。而月收入超過5000元的大多數人證實是為基金會工作的。
“年輕的一代或許可以在畢業(yè)后的最初幾年生活無虞，但過了幾年之后，當他們邁入適婚年齡，發(fā)現需要養(yǎng)活家人、需要結婚買房的時候，他們只能選擇辭職。”徐振軍說。
“在最初幾年，你不會發(fā)現在工資方面，公益工作與其它營利性公司有很大不同，但公司幾乎每年都在上調工資，而NGO幾乎不會。”
“幾年過去了，當你最終鼓起勇氣向你的上司提起增加工資的事情，你僅僅只會發(fā)現，縱使你的上司在NGO工作了超過10年，他的工資僅僅只有3000元一年——只比你得到的高一點點。”
調查還顯示只有28%的NGO主管領導擁有超過5000元的月收入。
理想與現實之間
11月11日是堅春天在瓷娃娃關懷協(xié)會工作的最后一天。瓷娃娃關懷協(xié)會是駐扎在北京的一家NGO，專為成骨不全癥患者提供幫助。成骨不全癥是一種稀少的遺傳性骨骼混亂。11月11日這也是春天自從8年前志愿者生涯開始至今，工作于非營利性組織的最后一天。
當問及春天辭職的原因，27歲的他只是說“我將結婚了。”“我的女友比我小4歲，她剛畢業(yè)（因此她沒有經濟來源），我們的父母都很傳統(tǒng)，認為我在NGO的工作就像是在做善事——他們幾乎無法稱之為‘事業(yè)’，”他說，“辭去這份工作是我一生中最艱難的抉擇。”
“我肩負太大壓力——我需要為買房子，婚禮也需要巨大的支出，”春天說：“許多人說我放棄了我的夢想，但對我來說，最真實的夢想是基于現實基礎的。全職工作5年后，我會重返志愿者工作的崗位。”
瓷娃娃關懷協(xié)會的組織人王奕鷗說，NGO的伙伴們打算為春天召開一個告別詩歌朗誦。 “當春天離開的時候，他沒有要求漲工資，因為他明白我們可以給他多少，” 王奕鷗說，“我們也理解他選擇離開的理由。”
“縱使如此，像我們這樣的協(xié)會依然會很頭疼，因為最好最聰明的人在營利性公司中可以掙得更多，這成為了我們雇傭他們的障礙。因此最終，非營利性組織只能雇傭二線人員。”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在于在非營利性工作領域，女性比男性多，NGO草根組織熱愛家園的秘書長劉永龍如是說。基層社區(qū)是一個致力于社區(qū)服務，比如提供義務法律咨詢的NGO和倡導垃圾分類等等。“比如，我雇員中超過70%是女性，”劉永龍說，“那可能是因為中國傳統(tǒng)觀念中，男人天生需要養(yǎng)家糊口。”
而他自己，是個例外。劉永龍說當他在一家國營企業(yè)做管理層時，他掙得比他妻子多。而現在她的收入是我的兩倍多。“劉永龍說。由于糟糕的收入，組織的平均辭職率高達100%。
媽媽的主意
對徐振軍來說，倡導NGO罷工的想法來源于與他60多歲的母親早些的一通電話。“我媽媽5月的時候打電話給我——恰逢母親節(jié)前一天——她想往常一樣，問及我的經濟狀況。因為我和我的妻子同為NGO工作，這讓我的雙親很擔心我們的經濟狀況。”
在這通電話的最后，她提議說為什么不組織一個類似聯合會的組織來改善NGO關于低收入的問題？所有這些為基層NGO工作的年輕人，他們擁有自己的家庭責任，需要供養(yǎng)他們的父母并為結婚存錢。但他們卻拿著廉價的收入。為什么你不為他們做些什么呢？”劉的母親問。
在電話中承諾他的母親之后，徐振軍說，那個想法像滾雪球一樣在他腦中飛速變大。“我倡導公益人提出他們的了四個愿望——他們最希望得到的前四個的要求——這些訴求一個月前在網絡上，通過網絡論壇和微博被轉載著。”他說。
“我的四個愿望是‘我想要一份高些的收入’，‘我想要增加我雇員的收入’，‘我想要更多人加入我們’以及‘我希望社會能給予給我們更多的關注’。”
不為人所知
一個特殊的關注于NGO低收入的小組討論11月6日在杭州召開，吸引了全國40多個NGO組織的關注（包括15個設立在杭州的NGO以及25個來自北京、上海、廣東、四川和云南的NGO參與了此次網上討論）
杭州滴水公益組織魏均說他們開會得出的結論：“我們不是提倡給公益人加薪，而是倡導公益成本這個概念”。
“為什么公益界的工資普遍比較低？首先，中國老百姓對慈善不了解。如果你去貴州走訪貧困孩子，一個小學生一個學期的學費是三百塊，派人工去核實的成本是五十塊。我跟愛心人士說捐三百五十塊，人們就會覺得你會在賺錢，”魏均說。“滴水公益常年收舊衣服捐贈邊遠山區(qū)，可是我們面臨著運費的壓力。每次我們跟小區(qū)里捐衣服的居民說每捐一件衣服多加一塊錢作為運費，他們都不愿意。”
魏均說他05年開始在公益界全職工作，剛做的那幾年個人積蓄像流水一樣嘩啦啦的全部花光。“大部分的錢花在走訪和核實上，一年幾十萬是很正常的。我當時的想法也是做公益不從捐贈者的款里頭拿成本，可是按照無成本做公益的話，公益的道路是會走死的，”魏均說道。
“國外的一些諸如世界銀行的（資助）項目都允許你計劃里寫成本，可是國內就不行，大家都在比誰的行政費用低。”
10%或者更少
愛德面包房是南京愛德基金會資助的一家雇傭智障人士的街角面包房。愛德面包房的總經理朱廣銓曾在愛德基金會工作過一段時間，他說每筆善款的10%都會用來維持基金會的運作和支付人員工資。
“這種做法在國外十分普遍，可是很多國人卻看不慣，”朱經理說。“特別是郭美美事件之后，國人對慈善事業(yè)越來越不信任。”
《基金會管理條例》里明文規(guī)定行政支出不得超過款項的10%，而這個10%通常被基金會拿來作為默認的管理費用，一些NGO也拿這個數字作為參考。可是一位中國福建省的億萬富翁卻挑戰(zhàn)了這個10%。
2010年5月，曹德旺經由中國扶貧基金會向西南5省市旱災區(qū)貧困農戶捐贈2億元，要求該基金會在半年內將善款按每戶2000元發(fā)至近10萬農戶手中，且管理費不超3%，差錯率不超1%。由此，他被稱為“最苛刻的慈善家”。
“曹德旺3%的苛刻要求，扶貧基金會做到了，可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魏均說。“中國扶貧基金會有政府背景，他們賠得起這筆錢（除了曹批的3%以外的行政支出），可是我們不行，千千萬萬的中國草根NGO沒有這個本錢去賠。”
支持的聲音
中國的草根公益組織并不是世界上唯一被行政費用所困擾的群體。
丹.帕洛塔(Dan Pallotta)是一位美國公益專家，他同時也是《此善非善》的作者。丹認為公益人應該得到跟公司薪水相匹敵的報酬。“他們（公益人）應當有權利花行政費，與此同時，捐贈者也應該停止僅用行政費用去衡量一個公益項目是否成功，他們得把公益活動的影響力考慮進去，這才是一個更好的衡量標準，”丹說。
可惜丹的言論無法短時間內在中國普及開來。就11月7日NGO停工這件事而論，原因之一是就是當今社會網絡輿論的巨大負面壓力。在徐振軍倡導草根NGO停工的微博被廣泛轉載之后，隨之而來的還有近乎一半的諸如“如果你追求高薪，你就不要號稱公益”的不友好評論。
李歆照，一位北京的公益人兼社會評論家評價道：中國的公益事業(yè)被道德綁架了并且這個社會的集體意識覺得錢跟道德是背道而馳的。“這個社會，提出我要加薪就會有這么多人指責你不道德。大家會說，‘如果你追求的是名利，就不要做公益’。這個思維很奇怪，因為大家覺得道德性的事業(yè)不應該跟錢掛鉤。社會上人看這個慈善事業(yè)，不是當做工作看，而是覺得慈善是靠道德支撐的。可是公益靠高度道德支持的東西是好事情嗎？”李歆照說。
“這個情況是沒有辦法靠外在的法律法規(guī)而改變的，只有超過50%的人認可做公益可以好的報酬，才可以讓整個情況得到好轉。我們需要改變的不是出新的法律法規(guī)、而是改變人的意識。”
可持續(xù)性
面對一些公益人士倡導政府設定最低工資的要求，上海真愛夢想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吳沖搖了搖腦袋。“讓政府介入非政府組織的事情是很可笑的，事實上，人們看慣了公司的破產倒閉，可是輪到NGO，大家的心就軟下來了。可事實是發(fā)展不好的NGO自然會倒閉。”吳沖說。
“無論是企業(yè)公司也好，NGO也好，可持續(xù)發(fā)展都是至關重要的。打個比方，在我創(chuàng)建真愛夢想之前就想好了這個基金會的五年計劃：從哪里籌錢、怎么籌錢、辦公室設在哪里、如何擴張這些因素我都考慮進去了。”
草根NGO熱愛家園的秘書長劉永龍則不然。他承認在11年前創(chuàng)立熱愛家園的時候，他完全沒有料到這個當年的志愿者團隊可以成為一個NGO。“我甚至沒有料想到11年后它仍然存在，”劉永龍說。“一些后起之秀的NGO在可持續(xù)發(fā)展方面做得比較好，簡單說來就是如果你在創(chuàng)立NGO之初就有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理念比沒有這個理念的NGO活的長久。”
上海久牽志愿者服務社，一家專門致力于改善來滬外來工子女課外教育環(huán)境的非贏利機構就是劉永龍口中的“后起之秀”之一。該機構從2006年開始，為上海的外來工子女開設合唱、舞蹈、吉他、笛子等音樂藝術類科目，豐富他們的課余生活。
“現階段我所考慮的是如何讓我們的孩子有機會去那些資助我們的機構跟公司實習，甚至他們是否有能力留在那些機構工作。如果這樣順利的話，久牽的孩子有了經濟基礎之后，我相信他們會以志愿者的身份回到久牽來回報我們，甚至會帶來新的資助，” 久牽志愿者服務社的創(chuàng)始人張軼超說。（中國日報記者 石瑩瑩 編輯 鄧睿）
